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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
李大钊
在中国率先举起社会主义旗帜:
1918年,李大钊在
《新青年》
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大力宣传
俄国十月革命
,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号召人民向俄国学习,关注劳工的命运,成为在中华大地上第一个举起社会主义大旗的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必然性:
(1)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
新文化运动
中对民主与科学的提倡,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提供了条件。
(3)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使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成为世界革命的潮流。
(4)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正确性使得人们认识到其革命理论的价值。
(5)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人民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五四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李大钊发表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
1919年李大钊为《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登了《马克思学说》《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还发表了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这篇文章是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
2、研究马克思主义社团的出现: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俄罗斯研究会”(湖南)等 1920年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高君宇等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研究会设立了翻译室,下设英文、德文、法文三组,翻译了许多马、恩的经典著作。如
《共产党宣言》
《雇佣劳动资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
《国家与革命》
等,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标志。
3、一批先进的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
、毛泽东、邓中夏、瞿秋白和
周恩来
等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开始在各地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4、共产党早期组织有计划地宣传马克思主义:
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同时也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他们自觉成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桥梁。各地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都有计划地宣传马克思主义。
张学良说他是“真正的科学家”，郭沫若说他是”“中国化学界的一面旗帜”
作者丨冯丽妃
庄长恭
人物简介
庄长恭,字丕可,福建泉州人。有机化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甾体化学的先驱者和有机微量分析的奠基人。1921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1924年获该校博士学位。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62年2月15日逝世。
他对有机合成,特别是甾体化合物的合成与天然有机化合物的结构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确证了麦角甾烷结构,推测了麦角甾醇的结构,设计了带有角甲基双酮a—酮的合成方法,被称为“庄氏法”。研究了甾族边链的氧化断裂,是当时国际上少数从事甾体全合成研究的知名化学家之一,其工作曾被引入教科书。从中药汉防己中分离出防己碱和防己诺林碱,并阐明其结构。重视并参与拟定有机化学中文命名,现用的吲哚、吡咯等杂环化合物名称均为他所倡议。
他在研究工作中强调创新精神,提倡“有所不为始有所为”的治学思想。他推动筹建了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北京化学研究所。1956年,他被任命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委员,参与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等文件。曾任东北大学化学系主任、国立中央大学理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台湾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
提起庄长恭,有一件事曾在东北大学传为佳话。那是在东北大学工作时,一个星期天,他带着一位工人在实验室做实验。当他聚精会神地进行实验时,随手将一个玻璃瓶交给站在背后的人说:“请把它洗干净。”那人回答:“晓得,庄教授!”接着笑出了声。他回头一看,背后竟是校长张学良。张学良翘起大拇指说:“你是真正的科学家!”
从此事可见庄长恭对研究工作的认真。创新、坚毅、正直、勤勉,这是学生和同事对他的印象。今天,中国科研的面貌与70年前相比已经焕然一新,但多位受访者向《中国科学报》表示,庄长恭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品质依然闪耀着光辉,值得今天的科研人学习。
作为中国有机化学界的先驱,庄长恭毕生从事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工作。他在甾体化合物合成方面的研究在国际有机化学界享有声誉,创建了国内第一个有机微量分析实验室,培养了高怡生、黄耀曾等一批学术带头人,倡议的有机化学名词如吲哚、吡咯等今天仍在沿用。时任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称他是“中国化学界的一面旗帜”。
乱世辗转 立身化学
庄长恭1894年12月25日出生于福建泉州一个没落的读书人家。受菲律宾华侨庄汪料资助,他在25岁那年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目睹彼时闽南经济凋敝,他原本打算学习农业化学搞甘蔗制糖,走实业救国之路,经博士生导师Julius Stieglitz劝服,懂得了从事基础研究同样可以报效祖国。
1924年,庄长恭学成回国。他先在武汉大学短暂停留,随后到东北大学化学系任教授兼系主任。他不仅讲授化学课程,还开展基础研究,带领学生发表了有关玄参、狼毒、泽泻等中草药化学组成的研究文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他不屈从于敌寇,离开东北。
随后,庄长恭前往德国访学,在诺奖得主、哥廷根大学教授A. Windaus实验室期间,以缜密的计划和精湛的实验技巧,解决了Windaus等尚未解决的麦角甾烷结构问题,并推测了麦角甾醇的结构。由于麦角甾醇和维生素D的结构有关,相关成果在《李比希化学年报》发表后,迅速引起关注。他当初用的氧化方法后来成为甾族激素工业生产沿用的方法。
诺奖得主P. Karrer在《有机化学教科书》中列举了这篇论文。“这是上世纪40年代国际通用的有机化学教科书。在1942年出版的版本中共列举了166篇文献,其中,只有庄长恭研究麦角甾醇的文章是由中国人做的。”中科院院士戴立信介绍。此后,其他两本美国专著也提到了这一工作。
这增强了庄长恭在基础研究领域为国争光的信心,他决定把甾体化学全合成这个国际前沿课题带回中国研究。甾体结构复杂,不对称碳原子多,当时全世界只有少数人敢于问津。庄长恭与几个国立中央大学和东北大学的毕业生埋头苦干,从1935年到1941年间,他们在当时全球最有名的德国《化学会志》上前后发表了14篇论文。
但庄长恭最能出成果的时候,恰好也是我国处于水深火热之时。日寇的全面入侵让他不得不频繁“跳槽”。这一时期他先后供职于国立中央大学化学系、“中央研究院”化学所、北平研究院药物研究所等机构,辗转于南京、上海、昆明等地,甚至停止工作。他关于性激素雌马甾酮的研究也因此在与欧美团队的竞争中失去了先机。尽管如此,其成果依然引起国际关注。
“庄先生在人工合成甾体化合物方面的工作在当时全世界范围内都很超前,可谓前无古人。从他发表文章的杂志看,他的工作得到了国际认可。”戴立信说。对此,在1992年第5期《科学月刊》中,台湾大学化学系荣休教授刘广定也写道:“他的成功能使中国人产生信心。”
不止于此,庄长恭还首次在国内建立了有机微量分析学科。当年各种谱学仪器尚未问世,有机微量分析是测定结构的最重要手段,但因量微,需要努力学习才能掌握。在德国研究时,他曾到诺奖得主、奥地利格拉兹大学F. Pregl实验室学习有机微量分析技术,并订购了相关仪器。今天,人们在参观有机所所史展览馆时,还能一睹他从奥地利带回的微量天平。
学科兴旺 匹夫有责
一花独放不是春,唯有实干报家国。庄长恭从未忘记这个初衷。
早在1923年,庄长恭就与旅美化学学者李宝庆等在美组织了中华化学会,并计划出版“中华化学会志”以刊载研究性的论题,惜未能出版。中国化学会1932年成立后,他积极参加。
庄长恭很早就认识到质而非量才是提高国际学术地位的重要因素。在担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期间,他改变了该所自己写研究报告、自己编辑出版的方式,要求同仁把研究成果向国内外第一流期刊投稿,正式发表后再进行汇编。“不数年,该所的研究成绩大为进步。”刘广定写道。可惜的是,接踵而至的战火让当时的中国科学界失去学习和推广这一办法的机会。
1948年,庄长恭在赴美考察归国后,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却因难以辞退一些有关系的旧教职员,加之遇到国民党特务擅自闯入学校抓捕学生,让他无力推展校务,最终决然离台。返沪后,他居家靠审阅书稿为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庄长恭很快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的筹备委员。1950年,他被任命为中科院有机化学所第一任所长。建所初期,他广泛延聘人才,调整研究方向,为新中国的有机化学发展创造了条件。“他的很多思想都非常新,一些见解和看法在当时起了重要作用。”戴立信举例说,以二级学科建立有机所就是其一。
庄长恭总是紧跟新科学技术的步伐。“当时,对于有机所开拓的高分子和抗菌素两个新领域,他作为所长不断学习,掌握最新科学知识。”于1953年进入有机所的戴立信曾协助庄长恭搜集有关高分子研究的文献,后者的钻研和求真务实的精神给他以很深的印象。
此后,有机所高分子组搬往北京,成为中科院化学所的一支主力。庄长恭又被任命为该所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此外,庄长恭还长期担任《中国化学会会志》和《化学学报》的编辑委员。他对中文有机化学名词极为重视,常说这是化学在中国生长的先决问题。现在一些常用的有机化学名词,如吲哚、吡咯等杂环名词都是他的创意。
业精于勤 行成于思
庄长恭不仅是一位科学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当年的学生及共同工作者,如邢其毅、田遇霖、高怡生、黄耀曾、朱任宏等人,后来都成了领导一个教学单位或研究单位的负责人。
据田遇霖等人回忆,庄长恭备课非常认真,总是反复思考怎样讲才易于学生理解,因此讲课时往往使同学们“像着了魔似的,听得津津有味”,而与他讨论问题时又能让人“真正感到如沐春风”。
庄长恭对科学的热爱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田遇霖等在回忆导师的文章中写道,他暑期按例有一个月的假期,有一次,还不到一星期,他又赶回来参与实验。当他设计一个研究路线时,往往会参阅许多文献,甚至通宵不眠。
庄长恭强调科研要有严谨的态度。当他的麦角甾醇结构工作发表后,Windaus实验室的一位同事认为他的成功是由于运气好,庄长恭答道:“科学研究不是靠运气的,必须有坚强的毅力、严谨的态度、敏锐的观察,才能获得成就。”他常用这件事教育学生。
庄长恭也很重视家庭教育。受父亲影响,庄亚辉兄弟三人中有两人选择了化学专业。在庄亚辉印象里,父亲讲得最多的就是“有所不为,始有所为”“取法乎上,适得其中”,以及“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
“父亲让我在做科研时,选择有创新性的、有意义价值的方向,而且要坐得住冷板凳,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没有退路的情况下,全心全意地攻克难关。”从走上科研岗位到后来担任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父亲的话一直印刻在庄亚辉心里。
一次去东北考察,庄长恭不幸染病,此后健康每况愈下。1962年2月15日,他在上海与世长辞。
为了纪念庄长恭在基础化学研究方面的贡献,上海市化学化工学会从1993年起设立了庄长恭化学化工科技进步奖,激励在基础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研人员。2017年,上海有机所与华东师范大学联合建立了庄长恭研究所。“用庄先生的名字命名,是想赋予研究所鲜明的个性和一流的基因。”中科院院士何鸣元说。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庄长恭曾把韩愈的这句话传给黄耀曾,黄耀曾又传给戴立信这一代。对此,戴立信说:“有天才或没有天才是一方面,年轻人要想在一个领域做得好,需要勤奋,更需要创新。”
庄长恭的钢笔字和印章
庄长恭的毛笔字
1952年,庄长恭在中科院有机化学所全体人员会议上。
记者手记
做科研来不得半点糊弄
在科学奠基人庄长恭一文写作过程中,我的脑海里有一个形象挥之不去:在战火连天、民众流离的背景前,始终有一个人在试验台前搞研究。
他不只是积极从事研究,而且把目标对准固醇类化合物合成这一上世纪30年代最棘手的有机化学方向。他不因我国化学研究环境及设备落后而畏缩,矢志为奠定中国研究基础的基石努力与欧美团队一争短长。
庄长恭一生发表论文十余篇,数目不多,但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当时人心惶惶的中国,他选择从事开创性的工作,并取得一系列获得国际认可的成果,这背后体现了他非同凡响的前瞻眼力、超常魄力和坚定毅力。
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他关于科学发展的战略思想:重质不重量。他很早就具有全球思维,认为一流的研究成果应该与国际水平挂钩。并由己及人,在工作中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这对于当下的科研尤其具有参考意义。
今天,从国家对科研的重视和经费支持来看,我们可以骄傲地说,我们是在一个最好的时候、最好的地方做科学。当前,我国的论文发表数量已居世界首位,但我们需时刻警惕,做科研来不得半点糊弄,做科研也不是为了追求发论文。中国需要更多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夯实科研根基。
与一些耳熟能详的科学家相比,关于庄长恭的资料较少。此次采访中,除了寥寥数篇文章外,笔者有幸联系到了曾接触过他的戴立信院士和他的长子、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原主任庄亚辉,得以管窥这位中国有机化学先驱的生平。
回忆起父亲,庄亚辉对70年前的一件事仍记忆犹新。一次中学考试后,他发现老师在算总成绩时给他少加了一百分。这个回家后仍为此耿耿于怀的少年哭了,父亲询问原因后跟他说:“这不是并没有影响你的成绩吗?学习都看分数,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这让他懂得了做事情不要去追求表面文章。
庄长恭把热情给了化学,但对钱财名利却很淡泊。庄亚辉的外祖父是一位民族资本家,母亲这边的亲戚朋友多是有钱人,他们暗地里称庄长恭是个“怪女婿”,不喜欢跟人打交道,也不知道去弄钱,但庄长恭知晓后对此并不在意。
从一些小事可以感触到这位科学家做人做事的温度。庄长恭在“中央研究院”化学所工作期间,工资比较高,对庄亚辉兄弟的一些家境贫寒的同学都给过资助。他觉得自己能够去美国读书,也是靠了别人的资助。
他的所作所为也映射出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二战胜利后,美国的Lily药厂以年薪数万美元聘请他,他不感兴趣。德国拜耳药厂想购买他的专利,他回答说成果不属于私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缺乏外汇,他就拿着以前自己到美国考察时省下来的外汇跟银行兑换,换成人民币后全捐给国家支持抗美援朝。
今天的世界变化太快,快到有时不得不被时间裹挟着走,来不及思考我们真正需要什么,来不及回望我们缺失了什么。或许,我们需要在匆忙前行中驻足,与科学历史中那些有思想、有温度的灵魂对话,才能让我们更好地在科研之路上前行。
人物生平
●1894年12月25日, 出生于福建泉州。
●1916—1919年,在北平国立农业专门学校学习。1919年考取清华学校的津贴留美生,但因得到华侨资助,直接赴美学习。
●1922—1924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系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
●1924年,在湖北武昌大学 短期任教。
●1925—1931年,任奉天 东北大学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26—1933年期间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研究讲座。
●1931—1933年,任德国哥廷根大学及慕尼黑大学、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研究讲座。
●1933—1930年,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兼理学院院长。
●1934—1938年,任上海/昆明国立“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1934—1945年期间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研究教授。1935年任“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员。
●1939—1942年,任上海国立北平研究院药物研究所研究员。1940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会委员。
●1942—1945年,任昆明国立北平研究院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和代所长。
●1946—1947年,赴美国考察有机化学和药物化学研究。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8年6月—1948年12月,任台湾大学校长。
●1950—1954年,任上海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所研究员兼所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兼任数理化学部副主任。
●1962年2月15日,于上海病故。
《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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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曹云芳受邀到中南海做客，席间问了三个字，勾起毛泽东伤心事
1956年7月,身处贵阳的曹云芳突然接到市领导的通知:
赶紧给毛主席写封信,他一直在找你!
曹云芳不可置信,当场愣在原地,她没有想到,已经30年了,毛泽东还记得自己。
曹云芳是烈士罗哲的妻子,而罗哲,则是毛泽东的老战友。
1902年,罗哲出生于湖南株洲,和出生于湖南湘潭的毛泽东算是半个老乡。
1918年,罗哲从湘潭县立高等小学毕业,考上了湖南高等工业学校,而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和同学蔡学森、何叔衡等人创立了新民学会。
在革命浪潮的席卷之下,罗哲也加入其中,成了工业学校学生运动的主要人物,在一次湖南省学联的工作中,他认识了学联骨干毛泽东。
罗哲比毛泽东小9岁,
自从和毛泽东认识后,罗哲便经常跟着他,还总是叫他“润之哥”。
因为他们都是湖南人,说话口音有些相似,旁人就总以为他们是兄弟俩。有人这么说,毛泽东和罗哲既不解释也不生气,还是好的跟亲兄弟一样。
1923年,罗哲从工业学校毕业,考入了北京国立外交部俄文专修馆,这可把“哥哥”毛泽东给高兴坏了,直夸“株洲出人才”。
说起来,罗哲也是真的能干,才会得到毛泽东的赏识。入学没多久,他就被选为学校代表。
“五卅运动”爆发后,罗哲带着同学们向段祺瑞政府发出请愿。没想到,段祺瑞命令开枪镇压,没有枪炮的学生们倒在了血泊中。
为了掩护同学逃离,罗哲腿部受伤。真正见识过死亡和鲜血后,罗哲并没有害怕和屈服,他依旧坚定不移地继续革命。
罗哲的表现和坚定让毛泽东刮目相看,此前,他只是觉得这个小老弟是个人才,如今,他才真正认可,罗哲,是同志,是战友。
不久后,
罗哲在毛泽东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段时间,两家走动非常频繁,毛泽东和罗哲等人在房间里商讨革命大事,杨开慧和曹云芳就帮着备饭。
做好饭后,杨开慧把饭菜拿进房间,毛泽东还会调皮地说,“谢谢,我的夫人”,搞得杨开慧脸都红了。
看到这一幕的曹云芳心里可是酸得很,罗哲不解风情,从不说体己话。回到家后,她就开始埋怨罗哲,“你看你润之大哥,你从来都不跟我说这些话,还老嫌弃我笨手笨脚!”
后来,曹云芳还跟杨开慧吐槽了这事,可杨开慧倒觉得,看上去互相嫌弃的两个人,其实恩爱得很,“你们啊,就是前世的欢喜冤家”。
1927年,“四一二”爆发,湖南局势也紧张起来。为了应对形势,毛泽东派出罗哲去了武汉一趟。
这是曹云芳和罗哲第一次分开。她本想给丈夫做一桌践行宴,
结果罗哲一接到任务,就开始匆匆忙忙收拾行李,还把两个人结婚时买的一只木箱提走了。
这可是曹云芳最宝贝的东西了,她心里委屈得不行,觉得丈夫心里只有革命,没有自己。
直到有一回,罗哲寄信回来,除了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信外,还夹了一封给曹玉芳的家信。
信里,罗哲交代曹云芳,“尤其是要认真学习,尤其是不要多吃辣椒”。
虽然还是在“教育”自己,但曹云芳却破天荒地觉得美滋滋。平时,她很喜欢吃辣椒,甚至能干吃辣椒就大米饭,每次看到,罗哲都要说“这样吃对身体不好”。
看到曹云芳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毛泽东故意拿她打趣,“不如以后就叫你‘尤其是’吧。”
曹云芳乐了。
7月,汪精卫背叛革命,在他控制下的武汉自然也不安全了,罗哲被调回长沙。8月7日,组织确定武装起义的方针,并确定发动秋收起义。
在毛泽东筹备秋收起义的过程中,罗哲一直在他身边
,他被任命为湘潭县委组织部长,每天早出晚归。
9月9日,秋收起义按计划爆发,29日,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进行了改编。
10月3日,起义军向井冈山进发。
这期间,曹云芳怀孕了,和所有年轻夫妇一样,他们会猜测自己的宝宝是男孩还是女孩,或是为了叫什么名字而争论不休。
1928年,孩子出生了,是一对双胞胎女儿,罗哲高兴坏了,给孩子取名为罗天元和罗天亚。
可能是当爸爸了,一向“直男”的罗哲温柔了不少,他会照顾自己坐月子的妻子,还会给孩子洗尿布。
看着罗哲的变化,曹云芳觉得,自己大概是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然而,一场变故摧毁了她的幸福。
1928年7月,因为被叛徒出卖,罗哲和曹云芳被捕。
为了保护妻子,罗哲故意说,
无奈,反动派放了曹云芳。曹云芳离开大牢前,想要见罗哲一面,跟他说几句话,可罗哲不愿见他,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妻子。
曹云芳离开后,罗哲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之后的40天,敌人用各种方式折磨他,想从他的嘴里挖出一些信息,可罗哲始终没有松口。
眼看从罗哲嘴里什么都得不到,残暴的敌人将他押到刑场。
一路上,罗哲都在高喊“团结起来,打倒反动派”,敌人恼羞成怒,用刀子划他的嘴,依旧没有使罗哲闭嘴。
到了刑场,敌人按着他跪下,罗哲站了起来,几次下来,敌人失去了耐心。
事后,有老乡告诉曹云芳,“他是站着死的”,曹云芳流着泪点头,她知道,她的男人是个英雄。
罗哲在世的时候,两个人连张合照都没拍过,曹云芳想要留个念想都没办法。
最后,她拿走了那只木箱,让它陪伴了自己的后半生。
曹云芳先是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了株洲,这时,她需要作出一个“残忍”的抉择,到底是把孩子留在老家,还是带着孩子继续革命。
从安全方面考虑,留在老家无疑是最优选,但是,曹云芳舍不得,战火连天,很多人一分开就是永别,身为一个母亲,曹云芳希望孩子能在自己身边长大。
于是,曹家人给她出了个主意:大女儿罗天元留在株洲,小女儿罗天亚跟着妈妈。
一个单身女人带着一个还在襁褓中的孩子,曹云芳的日子过得很是艰难,她隐姓埋名,连孩子问起爸爸是谁,都没法说出“罗哲”二字。
后来,
曹云芳辗转到了贵阳,遇到了一个好男人
,这人名叫梅昆生,对她和孩子照顾有加,不久后,曹云芳和他重新组建了家庭。
在此期间,曹云芳一直没能联系到毛泽东和党组织。毛泽东那边也是一样,他对罗哲一家发生的变故一无所知。
1930年,杨开慧被捕,当时,和她一起被抓的,还有8岁的毛岸英。
和罗哲一样,杨开慧也是宁死不屈,最后被送上了刑场,11月14日,杨开慧英勇就义,毛岸英则被保姆带了出去。
一个多月后,杨开慧牺牲的噩耗才传到毛泽东耳朵里,而罗哲牺牲的消息,毛泽东是在1945年才知道的。
那是重庆谈判期间,一直惦记着罗哲一家的毛泽东跟人打听他们的下落,老友张维知道罗哲已经牺牲的消息,便告诉了毛泽东。
同时,他还说自己知道曹云芳的情况,毛泽东激动地瞪大双眼,“她怎么样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尽管毛泽东已经知道曹云芳过得不错,但没有取得联系,他心里就还是放不下。于是,毛泽东派人在贵阳寻找曹云芳。
1956年7月,身处贵阳的曹云芳突然接到市领导的通知:赶紧给毛主席写封信,他一直在找你!
曹云芳不可置信,当场愣在原地,迷迷糊糊的回复了市领导后,曹云芳给毛泽东写了封信。
信中除了介绍自己的近况,还讲了罗哲牺牲的经过。收到这封信的毛泽东五味杂陈,他想起过去两家人的欢喜,如今却生死两隔。
8月,毛泽东给曹云芳回信,
几年后,一座崭新的烈士墓立在了湖南,上面是毛泽东题写的几个大字“罗哲烈士墓”。
此时,曹云芳终于可以把罗哲的故事原原本本告诉女儿。
1960年,贵州省委的同志要来北京开会,毛泽东就专门提了一句,让把曹云芳一起带来。
于是,曹云芳来到了北京中南海,和她一起来的,还有她后来的丈夫梅昆生,以及贵阳市委机关的李正中。
9月22日,曹云芳到了中南海,她紧张地等待着,已经30多年没见了,毛泽东的身份早已不同往日,自己该如何去面对他呢。
不一会儿,毛泽东带着笑容走过来了,他握着曹云芳的手跟大家说,“一路上辛苦了”。
曹云芳的心落了地,毛泽东还和当年一样。
考虑到大家穿得比较少,毛泽东赶紧招呼大家进屋坐。坐下后,毛泽东先是问了曹云芳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又问了孩子的学习情况。
这时,曹云芳想起了自己曾见过的毛岸英,便随口问了一句,“岸英呢?”
这三个字让毛泽东愣住了,看到毛泽东僵硬的表情,
曹云芳这才想起,毛泽东之前在信中提到的“一个在战争中牺牲了”,这个牺牲的孩子,想必就是毛岸英。
果不其然,毛泽东沉默了很久后,调整了状态,“岸英牺牲了,把你的孩子留在北京吧,我供她们读书.......”
曹云芳后悔得不行,怎么脑子突然就掉线了呢,竟然问毛泽东毛岸英去哪了,这不是往伤口上撒盐嘛。
看到曹云芳纠结又后悔的表情,毛泽东打圆场,“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他扭头问李正中,“你们坐火车来北京的时候,从贵州到柳州一共经过几个山洞?”
李正中回答后,毛泽东点点头,“黔桂铁路已经通到贵阳了,以后湘黔铁路、川黔铁路都通了,百姓就更方便了。”
这次见面,几个人聊了3个多小时,直到卫士把饭菜摆出来,几个人才转移到了餐桌上。
毛泽东主动拿起饭勺,准备给曹云芳他们盛饭,曹云芳赶紧站起身,“主席,使不得,我来吧”。
“你们是我的客人嘛,就让我为你们盛一次吧。”
毛泽东准备的饭菜并不复杂豪华,都是些简单的家常菜,什么炒鸡蛋、炒苦瓜、炒茄子之类的,为了招待曹云芳,还专门加了烧豆腐和烧羊肉。
当时正值困难时期,毛泽东已经很久没吃肉了,而且,
他碗里是和别人不一样的碎米饭。
李正中见状,要拿自己的白米饭和毛泽东换,毛泽东拒绝,“我经常吃碎米饭,习惯了,你吃你的,不用换。”
一时间,大家碗中的白米饭变得有些难以下咽,可能是看出大家的心思,毛泽东安慰道,
“没事,困难是暂时的,一定会好起来的。”
晚上7点,卫士推门进来,“主席,你该上班了”,毛泽东看了看表,向几人做了告别,“对不起大家了,我要上班了,快到国庆节了,到时候你们都去看看热闹。”
10月1日那一天,曹云芳受邀参加了国庆观礼。在北京待了几天,毛泽东几次邀请曹云芳再去吃饭,不过曹云芳担心打扰毛泽东,便没有多打扰。
离开北京前,毛泽东向曹云芳提出合个影
,曹云芳求之不得。她和毛泽东一右一左坐在椅子上,旁边站着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女孩。
这两个小女孩是曹云芳和罗哲的外孙女,也是双胞胎,毛泽东很喜欢她们,还给她们买了新裙子。
离开北京后,曹云芳本应返回贵阳,但路上,她想了很多,于是临时改变了路程,去了株洲。
她找到罗哲的家人,把和毛泽东的合影交给他们。她知道,这是一份荣誉,也理应属于罗哲和罗家人。
然后,她来到罗哲的墓前,低声跟他说了“润之哥”的近况,还有毛泽东牺牲的儿子毛岸英。
1950年10月,当毛岸英听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即将开赴朝鲜时,他主动请缨,要求上战场。
当时,很多人都劝他不要去,赞同他的,只有他的父亲毛泽东。
离家前,出于保密,毛岸英并没有将赴朝参战的事情告诉自己的新婚妻子刘思齐。
当时,刘思齐正在生病住院,毛岸英去看了她,还嘱咐她要好好照顾身体,刘思齐只以为毛岸英要出差,并没有太当回事,没想到,这成为他们的永别。
1950年11月15日上午,时任志愿军司令部机要秘书兼俄语翻译的毛岸英,正在大榆洞的志司部中紧张的工作。
突然,
4架敌机飞过,扔下几十个凝固汽油弹,顿时,房子淹没在火海之中。
警卫团的指战员们还不知道毛岸英和高瑞欣正在房子里,他们着急的抢救文件地图等重要物品。
这时,五连的指导员气喘吁吁的跑过来,“不要再抢救文件了!房子里还有两位同志,赶快把他们救出来!”
此时的彭德怀,焦急的等待着救援的消息,当得知指挥所被炸时,大家就统计了人员,这才发现毛岸英和高瑞欣不知所踪,如果他们真的在里面,怕是凶多吉少。
然而,残酷的现实告诉大家,
毛岸英和高瑞欣牺牲了
,彭德怀在其中一具遗体的手腕上,看到了毛岸英常戴的腕表。
随后,他命战士将毛岸英和高瑞欣就地掩埋。晚上,彭德怀向中央军委发了电报,报告了这个不幸的消息。
毛泽东知道这个噩耗时,已经是几个月后了,当时,秘书叶子龙拿着电报,小心的敲开了毛泽东的门。
“彭德怀同志安全吗?”毛泽东先问了彭德怀的情况。
“彭老总来电报了,他很好......”
“那岸英呢?其他同志们呢?”
“这次有牺牲,岸英他......”叶子龙说不下去了。
毛泽东拿着烟的手顿住了,从叶子龙的反应他就猜得出,毛岸英出事了。
他把脸转向窗外,无声的落泪,沉默了很久很久,毛泽东叹口气,
“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然后,他交代叶子龙,“这件事,先不要告诉思齐,尽量晚一些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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