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东南网小编为大家带来了大学的创立对儒学产生了哪些影响 南宋朱熹特别重视大学在儒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希望能帮助到广大考生和家长，一起来看看吧！
《大学》中体现出的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积极影响:
1、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畴、命题、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宝库。同时塑造了中国人传统的道德品质。
2、“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为中国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广阔的思想文化基础。
3、儒家丰富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教育传统的主要内容,对现代素质教育仍有启迪意义。
4、儒家思想中的许多优秀成分溶入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消极影响:
1、等级观念压抑了传统中国人的个性和创造性。
2、轻视生产劳动,不利于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3、把“中庸”上升为方法论,不利于培养中国人的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精神。
南宋朱熹特别重视大学在儒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宋朝,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
朱熹
。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而其本身则与
孔子
圣人并提,称为“朱子“。朱熹撰
《周易本义》
列河洛、先天图于卷首,又与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编撰
《易学启蒙》
笃信和诠释河洛、先天之学,后世皆以此立言,阐发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
在
元朝
、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
意识形态
。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复科举,诏定以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明洪武二年(1369年),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说,也对后来明朝
王阳明
的心学有深刻的影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学基础上的突破。
理气论
朱熹的哲学体系以程颢兄弟的理本论为基础,并吸取周敦颐太极说、
张载
的气本论以及
佛教
、道教的思想而形成。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
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他认为理比气更根本,逻辑上理先于气;同时,气有变化的能动性,理不能离开气。他认为万物各有其理,而万物之理终归一,这就是“太极”。
理是事物的规律。
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一。“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分殊。
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属第二性。
动静观
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行(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
辩证法
观点。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渐化积累,达到顿变。
格物致知论
“格物致知”出于《大学》“致知在格物”一语,原无认识论意义,基本上是讲对一般道德的体认。明确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解释“格物”的第一个人是程颐。他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日穷其理而已矣。”(
《二程遗书》
)朱熹继承了二程的说法,并建立了更系统的格物穷理说。他通过对“格物致知”的阐释,表述了自己的认识论思想。
从认识的目的来看,朱熹讲“格物致知”是为了当圣人[5]。认为若做不到“格物致知”,无论如何都是凡人,只有达到“物格知至”,方可进入圣贤之域。
“格物致知”的具体内容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文集》)这里的“天理”主要是指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人伦”、“圣言”、“事故”则是天理的阐发应用。朱熹认为,如果放弃对天理的追求,只把精力花在草木、器用的研究上,那就如象散兵游勇那样,回不到老家。他说:“兀然存心乎草木、器用之间,此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饭也。”(《文集》)
在“知”“行”关系上,朱熹主张“知先行后”。朱熹的知行观,是指
儒家
的个人道德修养和实践。由于道德实践需要封建伦理指导,因此“知为先”。又因封建伦理不能只流于空谈,所以“行为重”。“知先”“行重”是实践道德的两个方面,有其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如果从认识的角度看,“知先行后”颠倒了主次关系。认识来源于实践,知行之间应以“行”为第一性。“知为先”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至于所谓“行为重”,虽有其合理因素,但它强调的也只是封建知识分子的个人道德实践。[6]
人性二元论
在人性问题上,朱熹直接继承了张载和二程的思想。张载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两种,认为人性的善恶是禀气不同所造成的。朱熹对此说十分赞赏,认为这个思想“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发明千古圣人之意,甚为有功。”(《语类》)二程继张载后,对“天理之性”和“气质之性”作了区别。在张、程思想的基础上,朱熹又全面论证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二元论。“理”与“气”,人生不可缺少[7]。“理”在人未形成之前浑然于天空,于人一旦形成,便附于人体,成为先验禀赋于人心的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是先天的善性所在,人人皆有,故名“天命之性”。人体形成之时,必禀此气,由于气精粗、厚薄、清浊、久暂的不同,就产生了善恶、贤愚、贫富、寿夭的不同和性格上的差异。它有善有恶,名曰“气质之性”。上述二性并存于人身,这就是朱熹的人性二元论观点。
介绍儒家的产生及发展
儒家思想春秋末期产生,战国时期初步发展,两汉时期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与佛教、道教的渗透与融合,宋明时期形成新的儒学体系——理学,并得到发展;明清之际,对儒学的批判和继承,使传统文化思想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永恒的生命力;20世纪初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儒家思想遭到猛烈抨击,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宣告结束.儒家思想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两千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儒家思想的创始
生活在春秋末期的
孔子
是中国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和“礼”.“仁者爱人”,“爱人”作为“仁”的重要精神内涵具有广泛的适用性.由“爱人”所推导出的一系列思想都深刻体现出孔子对一般社会民众的关注.孔子提倡“为政以德”,要求统治者爱惜民力,是我国古代民本思想的重要发展.孔子对“礼”的解释是“克己复礼”,这体现了其政治思想保守的一面.
孔子的思想是儒家思想体系的基础,后来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影响深远.
2、儒家思想的重要奠基
战国时期的孟子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仁政”学说是孟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他要求统治者以仁爱之心对待人民,以德服人,争取民心.在此基础上,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荀子也主张施政用“仁义”和“王道”,并提出“君舟民水”的观点.荀子认为治国应以礼教为主,主张礼法并施.
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奠基人.荀子杂取百家,对儒家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思想经过孟子和荀子的总结和改造,体系更加完整.
3、儒家思想主流地位的确立
西
汉武帝
时期,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融合阴阳家、黄老之学以及法家思想,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联系在一起,而形成新儒学思想体系.新儒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天人感应”,他认为人君受命于天,进行统治,应当“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如果人君无道,天就会降下来灾异来谴责和威慑,所以人君必须遵循天道,实行仁政. “天人感应”和“大一统”的学说,适应了汉武帝大一统事业的需要,使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儒学在政治上占据了统治地位,确立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4、儒家思想的新发展——宋明理学
汉代儒学虽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但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来,佛教、道教迅速传播使儒学的发展出现了危机.在与佛教、道教的相互辩驳中相互渗透.儒学从佛道中汲取了有益的内容,完成了更为理论化、思辨化的过程,成为新兴的儒学——理学.
两宋之际,二程和朱熹逐渐确立了以“理”或“天理”为核心的观念系统,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是天下万物都要遵循的普遍原则,体现在社会上就是儒家的道德伦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天与人以“理”为原则,“天理”的核心是“仁”.明朝中期,
王阳明
在南宋陆九渊的基础上把“理学”发展到“心学”的新阶段.其思想的核心是“致良知”,认为良知就是本心,就是“理”.
理学从哲学方面发展了儒学,为封建等级制度制造理论根据,因此成为官方哲学.理学是宋明时期儒学的主流,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5、儒学思想在批判与继承中重焕生机
明清时期程朱理学仍占据统治地位,但随着明清之际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化,一批思想家强烈反对程朱理学和孔孟之道的“教条主义”、反对专制主义,倡导“经世致用”,重视手工业、商业,主张批判地继承传统儒学.
明末思想家李贽否定孔子是“圣人”,否定“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否定儒家经典的绝对权威,反对理学家的虚伪.明末清初的一批思想家,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面对社会现实,提倡以史为鉴,将学术研究和现实结合起来,强调“经世致用”,同时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要求个性解放、平等和自由,并提出了种种限制君权的理论和设想.其中最主要的观点是倡导言论自由,建立自下而上的监督机构,以保证各级政权机关清正廉洁、决策正确和国家社会安定.这些带有早期启蒙性质的进步思潮,对以往正统宋明理学做出了总结性批判,开创了具有深刻而新颖哲学观点、政治见解和批判、务实精神的一代进步思潮.
6、儒家思想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冲击下丧失主流地位
自鸦片战争以来,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冲击下,为抵御外侮、谋求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而学习西方的思想成为中国近代前期思想的主流.这一主流以林则徐、魏源为先导,以康有为、
梁启超
为代表的维新派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
陈独秀
、李大钊等激进民主主义者则将这思想主流发展到高潮.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时代宣告结束,为民主、科学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但对儒家思想的全盘否定,也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受了重创.
二、总结升华:
1、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牛耕的出现促进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导致井田制瓦解,封建经济的发展为学术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私有制的确立、诸侯士大夫的崛起,导致王室衰微,“礼崩乐坏”,争霸、兼并战争频繁发生.面对现实的纷争,孔子提出了“仁”的思想,主张为政以德,爱惜民力,要求严格等级秩序.汉武帝时期,边境不宁王国势力壮大,阶级矛盾激化,需要加强中央集权以适应统一国家的形势,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君权神授”等主张,适应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需要,得到汉武帝的肯定,确立了儒学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地位.明清之际,君主专制统治空前强化,政治统治黑暗,文化上的“八股取士”和“文字狱”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头脑,而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社会风尚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发生巨大变化,人们竞相逐利,从而造就了一批反传统的思想家.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否定孔孟权威,提倡个性自由,批判封建专制,主张“人民为主”,提倡经世致用,重视工商业的发展,反映了社会现实的变化.
2、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是一个不断吸纳,融合各种思想流派观点的过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荀子作为战国时期儒家的一位重要代表,杂取百家,在主张以礼治国的同时,对法家思想也有所吸收,主张礼法并施.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是以《公羊春秋》为基础,融合阴阳家、黄老之学以及法家思想而形成的新的思想体系,将孔子正名分的政治观与《公羊春秋》主张大一统的思想结合,适应了西汉中期社会发展的需要.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迅速传播,儒学与佛教、道教彼此反复辩驳、相互渗透,宋代儒学吸收佛、道哲学思想部分成果,逐渐确立了以“理”或“天理”为核心的观念系统——“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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