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方贤——复旦附中校长、复旦大学教务处副处长，2009年前担任复旦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招生办主任，作为高校自主招生的设计者和参与者，见证了自主招生十年的变迁。
龙年春节后，从复旦千分考到华约、北约、同盟的自主招生车轮战，自主招生搞得这么热闹，但是考生和家长们都不领情，高校也在叫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早报记者日前采访了复旦附中校长郑方贤教授。
申请制不宜马上实施
早报：自主招生中有两个名词比较容易混淆，一个是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验，一个是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
郑方贤：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是专指前面提到的招生改革（统称5%的自主招生），首批全国有22所，后来逐步增加，到现在已有80所左右，而实施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验的学校全国仅两所，就是复旦和上海交大，主要是进行区域性的试点，名额也由5%的限定进一步扩大到了2006年的300名，后来又继续扩大到了500名以上。
早报：据说方案中有不参加高考的建议，后来教育部没有采纳，一直到现在，尽管有不少高校年年都会向教育部提议不参加高考，但是却不能免高考，原因是什么？
郑方贤：的确，关于要不要高考，教育部犹豫再三之后，还是没有同意复旦的自主招生方案可以放弃高考，批复称考生还是要参加高考，但是高考成绩只作为参考，换言之，突破了高考成绩必须达到一本线的要求，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海外名校的申请制、多元化评价的录取，在中国并不能马上实施，毕竟中国有中国的特点，发展的进程不一样。
规模还不够大影响有限
早报：为什么后来自主招生变了味？考试太多，考生太累，现在被质疑增加了考生负担，对高中的教育也没有起到引导作用，自主招生还有存在的必要么？
郑方贤：自主招生最大的价值就是调动了大学的自主性，在2000年前，都是考试院在前面，高校在后面，学生进了校以后，高校才进行学生的培养设计，有了自主招生后，高校的培养和选才提前了，高校直接面向社会，承担的压力大了，对自身的要求也更高了，在人才培养方面思考也更深了。
从目前情况看，自主招生表面是蛮热闹，但基础教育没有多大改变，不是自主招生没有意义，而是规模还不够大，影响面也有限，有几个数字可以支撑这个说法，2006年复旦推出自主招生改革方案，不设条件公开在网上报名，当时全市有十万左右考生，结果当年有6000多名考生报考，现在上海的考生总数下降明显，只有六万左右了，但每年报考复旦自主招生的考生仍稳定在5000多人。这至少说明两点，一是轰轰烈烈的复旦自主招生，无论是理念还是方案真正直接影响到的学生就这么一个几千人的群体；另一方面是社会总体上是理性的，考生和家长在选择时，心里还是有杆秤的。
如果自主招生的学校再多一些，自主招生的规模再大些，我们有理由相信“多元化的考试评价和多样化的选拔录取”局面是能够形成的，所以政府和社会要创造条件鼓励大学开展自主招生，那时候中学校长也就可以有更多的底气鼓励学生根据兴趣全面发展，而不只是单纯围绕高考一根指挥棒。
根源在太关注眼前利益
早报：自主招生政策年年都变，高校中有的还结盟联考，考生被考得很累，自主招生负面声音越来越大，根源是什么？
郑方贤：自主招生之所以走过十年后引起社会的诟病，我认为主要还是太关注于眼前的利益。目前的根源在于，大学、中学、考生、家长等面对自主招生时，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都希望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忽略了公共的利益和长期发展。
比如，大学追求“好”学生，但面对什么才是“好”学生这一命题，许多大学就显得没有自信了，因为学校本身的培养就没有形成科学的理念和特色，或者说大学本身没有思想，因此选拔考生时，只能借用别人的标准，如高考名列前茅、中学成绩排名靠前、高中竞赛得奖等等，给社会的感觉就是大学一窝蜂地抢学生或者称为自主招生的同质化，所以这样的学校实际上还没有做好自主招生的理论准备，当然更谈不上实践了。
又比如，有的大学虽然怀有“集天下英才而育之”的理念和自信，但却坐等英才上门，不想为之付出，所以就会出现诸如连横合纵或者搭顺风车的现象，或者有的高校想着把高考中没人愿意填报的专业用自主招生的政策加以弥补，凡此种种让自主招生越来越远离它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