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2012年自主招生的一个高峰即将来临:“北约”、“华约”同时开考。每一年的自主招生,都将公众的视线聚焦于高招制度乃至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
有人发问:偏才、怪才是否因为自主招生而有了一张“通行证”?又有人担忧:城乡之间的教育鸿沟是否会因自主招生而进一步加深?更多的目光,射向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大局:“世界一流大学”的老调何时能在现实中奏响?中国教育缘何“难产”杰出人才?学术腐败等如何得到有效遏制?
面对种种中国教育的热点问题,南开大学校长龚克9日做客文化讲坛,呈现别具一格的“龚氏观点”。
自主招生=不拘一格降怪才?
偏或怪,不是培养指挥棒 教育不均衡,难用高考解决
很多人在呼吁改革高考制度。现在,高考的明显缺点是按总分排队。在“排队”的逻辑下,每所学校都想吸引最好的学生,高考变成了所谓的“掐尖大战”。事实上,人才是多样化的,简单以总分排名,就把多样化抹杀了。
自主招生考试,是在目前高考大框架下的一个补充手段,是高校招收多样化人才的一种渠道。今年,南开大学退出了“北约”联盟,源于我们想配合本校的教学改革,在招生环节上做一些契合南开特色的尝试,为高考改革做探索。今年,我们自己组织考试,强调要体现出分科考试的权重,在多科考试的框架下力争发现不同的“尖”。我设想,今后还可以更灵活,把选择权交给学生:考这科,不考那科,考生说了算。
自主招生考试不是选拔个别的偏才、怪才。前不久,南开大学举行自主招生笔试,我们发现,单科成绩靠前的考生,其他方面多数也不差,我们更关注这类人才。少数特别偏或怪的学生,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录取,而不是在考试上设置优惠。如果在考试中太注重偏才或怪才,可能会对中学形成“指挥棒”效应,人才培养往偏或怪的方向发展,不是正确的导向。从长远看,全面发展、特色鲜明的学生更有潜力。
有人质疑自主招生抬高了农村学生进入高校的门槛,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有些大学的自主招生面向优秀中学,赋予学校推荐权,这些优秀学校中恐怕少有农村学校,这其实反映的是城市和农村教育不均衡发展的问题。让大学的考试来解决中学教育的不平衡问题,很难。
其次,我们也曾考虑为家庭经济困难的考生赴考提供资助,但这样做可能吸引更多人参加自主招生考试,这不是我们的本意。以南开为例,今年自主招生报名考生1万多人,约3000人参加笔试,最后通过的只有160人左右。竞争很激励,考生要有理性判断,不要误以为“一自主,托个门路,就能成”。
实际上,比选拔更重要的,是培养。如果说,选拔人才是筛选出好种子,种子能不能生长得更好,才是大学的真正任务。
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
差距比较不应有线性思维 中国大学科研前沿性不够
关于中国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现在社会上有一种线性思维。比如,比较中国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差距,就看哈佛有什么,我们差什么。如果哈佛发表8000篇论文,我们发表3000篇,那差距就是5000篇论文;如果哈佛获20个诺贝尔奖,我们一个也没有,差距就是20个诺贝尔奖。
这样的线性衡量,显然不正确。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评价大学的标准应该是看它能否培养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人才。中国大学能否变成世界一流大学,要看我们能否培养出领军时代的杰出人物,以适应社会经济转型,适合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
跟西方许多大学相比,中国大学与社会服务、产业发展的联系是非常令人羡慕的,我们来自企业的科研经费达到总科研经费的一半,这点几乎没有一所美国大学可以比拟。
但在激励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上,我们与一流大学的差距非常大。我们在培养学生的时候,大量规定的是必修课,教师和学生互动不够,教师对学生的启迪也就不够。
从大学科研来看,我们的前沿性不够,所以发表文章的质量和影响力不强。大学做科研和企业做科研不一样,企业做科研是为市场服务,大学做科研是为了培养学生,培养学生要讲究前瞻性。我们现在最大的需要是要把着眼点、出发点、落脚点都放到学生成长上,在学生成长方面,我们的差距比论文上的差距要更值得重视。
有差距,就要赶超。我们赶超的主要办法是要真正把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那样就会有好研究,出很多好论文。
在这其中,现代大学制度很重要。我心目中的现代大学制度,顶层是校内人和社会人共同治理的结构,内部管理受限于这个顶层。现在,我们在校内共同治理结构上做得还不够,突出问题是教授作用发挥不够好,大量被行政力量替代,比如说很多学校,包括我们学校的学科发展规划,没有经过学术委员会的审议。今年,我们要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南开的学术委员会换届,原来由党政指定的学术委员会将改成教授推选产生。
现代大学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就是大学制度的构建目的是育人,要有利于学生自己成长,学生要在里面,教师要在里面,我们要研究怎么结合大学的根本任务构建这个制度。
下一位“钱学森”在哪里?
人才培养像农业而非工业 高中需要跟大学互动合作
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人才培养像农业而不是工业。但现在我们的教育有着很深的工业化思维的烙印,我们往往把培养、塑造、加工看成是一件事,按照规定的系统把学生培养成这样、那样的人。其实学生是长出来的,种子各不相同,先天的东西一直带着。对教师来说,非常重要的是为不教而教,正确的教育理念应该是让学生像植物一样自己生长,而不是工业加工。
钱学森曾感叹,这么多年都没有冒出杰出人才。他用的是“冒”这个字。有人把办尖子班的做法和中学应试教育方法延伸到大学来,是不得要义的,我不知道哪个科学家是从尖子班培养出来的。
杰出人才“冒”不出来,跟制度设计很有关系。整个教育体系是互动的,杰出人才的培养不单纯是大学的任务,特别重要的是高中阶段,要跟大学互动起来。我们现在需要探索杰出人才的培养规律,按照规律办事情,把环境营造好,我相信中国十几亿人口,每年几千万年青人中一定会冒出杰出人才,但是千万不要把杰出人才定义为牛顿的模式、爱迪生的模式等,现在我们已经过了万能科学家的时代了。我们现在是一个大科学的时代,是一个讲求合作的时代。也许我们在人才培养上能够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不必什么都在外国优秀大学后面亦步亦趋。
学术腐败为何屡禁不止?
源于科学教育仍不完善 调查监督评判机构缺失
学术不端是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如果连学术界的公信力都丧失了,社会就太可怕了,必须保持大学校园的净土。我们的确存在学术不端的行为,但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是世界上学术腐败最严重的国家,当然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种现象发生。
学术腐败的产生,首先是因为科学教育的不完善。西方的科学教育,特别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将科学道德提升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而我们的科学教育讲具体的科学知识比较多,讲科学道德比较少。美国对学术不端专门做了立法,我国关于学术诚信的规范也散见于各种规范性文件中,但是很多教师对规范不了解。
对于学术腐败问题,确实应该加大惩处的力度。现在总体上我们处理得有点松,这部分是由于事件本身较为复杂,也有调查监督评判机构缺失的原因。当然也要正确地理解一票否决,申请项目时造假,这个项目肯定不给你,甚至今后一段时间都不给。但是这个人是不是就不能做科研工作了?我觉得一票否决并不等于枪毙,在惩处上也要有一个适当的掌握。
这几年,科研经费浪费、滥用等问题不断被揭发出来,科技经费的管理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怎么做到公私分明、专款专用,我们一直在探索。科学研究有着探索性强、不可预见性强的规律,科技预算管理如何去适应,这是一个大难题。三年甚至五年前就能预算到今天怎么花钱?那不是真正的科研。我们在加强预算管理的时候,应按照预算严格控制支出,兼顾科研工作的不可预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