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专家提出，“自2014年始奥赛获奖生不再具有保送资格”。一石激起千层浪，百万网民和教育人士就保送生制度的存废、改革问题再次展开激烈讨论。
保送生，从诞生起就是个敏感的字眼。作为高考制度的重要补充，保送生制度为国家选拔输送了大量人才，却也因频频爆出的资格造假丑闻而备受争议。奥赛获奖生保送资格取消的话题不断升温、发酵，背后承载的是公众对保送生制度体现教育公平、选拔优秀人才的期待，以及对高招制度改革走向的关切。
保送生制度真如部分声音的指摘般“一无是处”吗？保送生制度为何非改不可？改革要朝着什么方向推进？高校又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针对这些问题，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涵近日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一问： 保送生制度真的“一无是处”？
保送生，这条被很多人视为“一步登天”的升学道路一直饱受争议，发现偏才怪才还是制造教育不公，议论声不绝于耳。在某网站发起的“保送生制度，你认为该保留吗？”的讨论中，41.5%的网友明确表示其有碍教育公平，应该取消。保送生制度真的一无是处吗？对此，于涵认为，“不能因为保送生制度的公平性受损，就‘一刀切’地否定其在人才选拔和培养方面的卓越性所在。”
记者：在目前的招生环境下，保送生制度应该发挥什么样的功效？
于涵：高招制度作为衔接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要遵循的基本原则是“立足人才培养，促进人才培养”。在这个基础上，再分情况讨论各种招生制度的侧重点。总体来说，高招制度具有二重目标：公平性和卓越性。这两者不能偏废，但在现有的招生环境下，不能要求每种招生制度都做到两者并重，而是有所侧重、互相补充。比如高考，一定是公平优先、至上。而保送生、自主招生制度等作为高考制度的重要补充，就是要在保证基本公平的前提下，着重体现人才选拔的卓越性。
不可否认，在以往的推行过程中，保送生制度确实在很多方面触动了其应有的基本公平底线，这既体现在机会的不公平，也体现在程序的不公平。但并不能因为这点，就完全否认保送生制度在高考招生中对于创新拔尖人才选拔、储备作出的贡献。
记者：保送生入校后的表现如何？是否体现出了制度效度？
于涵：以清华的情况看，保送生入校后的表现普遍还是比较突出的。清华启动的“10年生源调查”显示，10年中所招收保送生的平均GPA（平均绩点，记者注）要比全体学生的平均水平高出2分，且均达到了“优秀”的标准，而全体学生的平均水平是“良好”。
清华电子工程系的数据显示，该系近5年特等奖学金获得者全是保送生，且保送生人数与其所在班级的整体排名有很强的正相关性，这是因为保送生在入学前更多地接触了大学知识，同时具有很强的学习主动性，可以带动班级的学习氛围。从数据出发，我认为，尽管保送生制度面临着公平性遭受侵蚀的尴尬，但不能因为其公平性受损，就“一刀切”地否定其卓越性所在。
二问： 现有改革能否根除“顽疾”？
保送生制度公平性屡受挑战，改革势在必行。据2014年新政，省级优秀学生、奥赛省级获奖学生等绝大多数“五大学科竞赛”学生将失去保送资格。现有改革让保送生名额大幅缩水，但能否真正根除“顽疾”却引发新的讨论。对此，于涵认为，“如果根本性错位不解决，问题还将长期存在。”
记者：现有的制度环境使保送生制度信度屡受挑战，效度实现受阻。目前的改革措施能否解决这一难题？
于涵：保送生制度的公平受损问题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仔细分析以往的竞赛保送，制度设计上存有很多暗箱操作空间。以省级竞赛来说，大多是由科协、学会等专业团体组织承办，评判权、选择权不在教育主管部门，更不在高校手中。这就造成了一种根本性的错位：本应拥有话语权的高校招生变成了一种被动的“收生”，变成了完全的乙方；而发放入门牌照的人却不是这家的主人，无需承担后续的培养责任，公平性、责任感都有待求证。所以说，现有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恰恰反映了，在这种机制下无法保证和解决程序公平、机会公平问题，尽管这也是一种对症下药。但如果这种根本性错位不解决，仍然是一种简单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记者：“堵”的同时，是否应该有一个“疏”的通道？
于涵：这是很有必要的。“因材施教”是教育应有的胸怀，不可否认在我们的高中教育中，确实存在一部分学有余力，甚至是“吃不饱”的学生，如何对这部分学生加以培养，并通过什么方式将其选拔出来，在某种意义上是破解“钱学森之问”难题的关键所在，也是增加高校创新人才储备、提升高校育人质量的重要保证。因为保送生制度的调整，无论主动地还是被动地，如果“一刀切”地取消所有高中阶段的课外学习、学科竞赛，对全部学生只教授考试大纲内容，这不叫减负，也不叫公平，而是因噎废食，开历史的倒车。当然，卓越性的体现需要其他的制度配合，目前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坚持高考制度的主体性地位。
记者：在确保信度前提下，怎样才能把那些拔尖创新人才有效地选拔出来？
于涵：随着这个话题的持续升温，确实有不少中学、考生存在担忧，竞赛保送取消了怎么办？我认为，这部分学生的选拔完全可以通过现有的自主招生制度来接盘，这也从根本上解决了评价主体、招生主体、育人主体的错位问题。出于人才培养的需要、维护声誉的考量，高校在人才选拔中的积极性和责任感无疑会更高，可控性也更强。现在，不少高校通过给竞赛获奖学生加分的措施打开通道，但这做得还不够彻底，因为竞赛组织者、学生评价者依然是他方，只不过力度从保送变为了加分。在招生过程中探索如何发挥高校的主体性，这是一个趋势。
就清华而言，目前正在探索的自主选拔“新百年计划”分为三部分：拔尖计划，针对在某一方面有突出潜能的学生，即特长生，这完全可以接盘原有的保送生制度；领军计划，针对综合表现优异的学生，即特优生；自强计划，面向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学生，这是为现行招生制度背后掩盖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状况“打补丁”。但是，高校在接盘的过程中，同样要注重基本公平的底线，要完善相应的制度建设，避免之前的公信力危机再次上演。
三问： 接盘招生选才，高校准备好了吗？
有评论认为，“社会团体做的不规范、妨碍公平的保送招生，如果交给高校，高校能够完全接盘吗？”针对这种质疑，于涵表示：“赋予高校更大的招生主体性权利是一种长远的发展趋势，高校也要苦练内功，尽快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
记者：保送生的“缩编”，从另一个角度增加了高校的招生自主权。也让公众对高校能否担得起选拔重担充满期待，高校准备好了吗？
于涵：对于选拔的承担，每一所高校都在倒计时。不可否认，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以高考招生为主体的“计划高招”体制对高校选才起到了抑制作用，高校离真正的科学选才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这项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对此既要有合理的期待，也要有充分的理解。
在完善相关制度建设，确保基本的机会公平、程序公平的前提下，高校要尽快建立既能引导基础教育，也能衔接高等教育的科学人才评价体系。其次，高校还要树立对自主招生权利的清晰认识，一定要规避因招生“自留地”扩大导致的抢生源、“掐尖”等恶性竞争，要从各自的办学特色、育人理念出发选拔人才，这既是对考生负责、对社会负责，也是对自身负责。同时也要看到，在这个过程中，由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考试机构、中学、媒体以及公众组成的整个招考环境的优化也是必不可少的，要有制度、有规范保证良性竞争，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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